六经与古今世界：第十二届全国古典学年会综述

adminddos 2025-07-01 07:43:02 1 抢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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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1—22日，第十二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以“六经与古今世界”为主题，围绕“六经的阐释与古今文明”“经学的现代转化”“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经学”“古典文明与技术时代”“中西经典与解释”等议题展开讨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古典学的时代使命

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吴飞教授分别作开幕致辞。

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表达了对古典学研究使命的高度重视，为加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本届全国古典学年会的举办是对“世界古典学大会”精神的呼应和延续，将有助于汲取古典智慧，促进个体灵魂的完善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在致辞中表示，古典学研究的年轻化趋势令人振奋，彰显文科领域新生力量崛起。当今的古典学研究并不是西方传统古典学的简单重复，而是西方古典学和中国经学的融合。此次年会作为年度学术聚会，为学界搭建了古典学创新研究的交流平台，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提供了新思路。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在致辞中表示，浙江大学兼具经学与古希腊研究传统，形成了中西古典学交融的独特学术生态，年会主题“六经与古今世界”呼应了当前经学研究两大方向。吴飞教授呼吁以本届年会为起点，在未来数年凝聚学术共识，推动古典学研究从多元话语走向实质突破。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林志猛教授指出，中西经典对宇宙秩序、政治伦理、礼法制度等有着深邃的思考，古典学的使命是让传统成为“活的传统”，超越“古今中西之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贡献智慧和力量。面对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和现代世界的诸多挑战，古典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诠释和激活经典，让经典成为理解现实生活的思想源泉。

定向与方法：中国式古典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方婴以“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古典学研究”为题做了大会主题报告，借助回溯“古典学”的古典要旨，指出当今建设中国式古典学应着眼于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方文明的历史性冲突，应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形成的西方现代学问的挑战。当今，我们应当建设中西合璧的中国式古典学，在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同时，葆有中华文明的根本德性，用古典智慧滋养每一代国家栋梁人才，重建现代世界的古典心灵。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吴根友提出了“人文实证主义”这一乾嘉学术的核心方法论，他指出，中国古典学的建立虽受西方影响，但自乾嘉以来即形成了独特传统，要活化古典文明中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以“人文实证主义”沟通传统与现代，避免现代技术的异化，真正确立中国古典学的自主方法论谱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文江认为，中国古典学的复兴一方面要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新诠释经学传统，疏通文明脉络；另一方面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推动包含中国在内的“新文艺复兴”。要追溯文明的源头、疏通西方古典学与中国经学的脉络，通过中西文明“互鉴”，为全球秩序重构提供“系统重置”的思想资源，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阐述了经史传统的形成及意义。从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到变旧六艺为新六艺，从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到《史记》的“拾遗补艺”，体现了经史传统的初创、发展与再造。古典学研究也要坚持“空言”与“行事”的结合，并在经典世界与历史世界的互相作用中思考与重建“中国”。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丰指出，建设“中国古典学”的使命，是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中激活中华文明的本源精神，回应时代问题，为人的生活提供整体性意义。“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应以经典化的六经为主，经学、子学为辅，其研究方法应以经学与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主，以史学、文献学为辅，以诠释学来超越实证主义倾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孟琢提出了中国经学的“双重起源说”，认为中国经学的起源是“史官传统”与“学官传统”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史官传统中，以《尚书》《诗经》为代表的经典文本不断编纂成型。在学官传统中，六经文献在“王官学的两周之变”中逐渐成为教育重心。文本编纂、教学传承、义理提炼与政治运用构成了早期“经典化”的主要环节，共同塑造了中国经学的起源性特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吴仰湘详细考察在艰难时代极力守护中国经学的湖湘耆彦陈天倪的一生，展现了“通经致用”“史学经世”的学术思想，以及“守先待后”的谦逊品德和精神风貌。陈天倪努力从经书中发掘中华文明的远古渊源与深厚底蕴，并以经书为载体构建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在现当代学术史上可谓煜煜生光。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王一胜、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赵新、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韦巍等围绕古典学研究方法及中西古典文明资源诠释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柏拉图的灵魂学与辩证法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包利民在大会主题报告以“古典伦理学的成己取向”为题，指出中西古典伦理学均以“成己”为核心取向。儒家肯定人对家庭亲友负有道德责任，同时希望同理心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展，推恩至以天下为自身。希腊古典伦理学则属于所谓德性-完善论伦理学，即德性是人自己的卓越优秀。在人工智能兴趣的时代，关注古典伦理学中的成己维度非常重要，提醒我们反思究竟什么是人，如何认识人的本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玮指出，柏拉图使用了许多表示“邪恶”、“不义”、“坏”的词汇，但柏拉图所说的“恶”有一个总体的模式，即善的缺乏。这种缺乏源自三个主要成因，无知、灵魂的失序和某些身体状况，这三种模式可以被称为“理智模式”、“精神模式”和“身体模式”。柏拉图展示了它们如何共同构成邪恶的整体模式，这三种主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辉煌的结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彭磊指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很少使用柏拉图式的辩证法，但色诺芬并非不理解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而是以隐微曲折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展现了“辩证法家”苏格拉底考察“每一个存在”，并在谈话中通过言辞的前后矛盾、言行的不一致自我反诘，还运用反诘法使对话者欧蒂德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色诺芬区分了苏格拉底的非反诘性教导与反诘性教导，指出两类教导适用于不同天性的对话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白钢教授指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具有三点核心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皆以存在为哲学之核心命题、以“相”统摄“体”“用”、以天人为一体，以人心合天心。差异之处关乎学说发展史、在历史上遭到误解的方式、学说是否有实质性的显密之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成官泯探讨了《吕西斯》中φίλον一词的歧义，基于此揭示出，友爱作为对属己之物的欲望，自然地包含着向上的、向善好的欲望。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授黄俊松指出，《理想国》中的灵魂观存在一个前后变化的“运动过程”，并从《理想国》卷十的灵魂观出发，按照身体—灵魂对立的角度，给这一过程做出较为融贯的解释。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朱琦指出，《理想国》中的正义作为一种社会性德性，与强迫不可分割。正义城邦的构建离不开强迫要素，没有一种正义不是被迫的正义。哲学是朝向至真的个人生活方式，正义城邦是朝向至善的公共生活方式，二者都只能是永远不能停止的进行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黄薇薇指出，依据《理想国》前三卷，苏格拉底利用故事和谎言来教育灵魂，清除失序灵魂中的错误意见，给灵魂重新塑造一个模本，使灵魂恢复健康、城邦免于危难。腓尼基神话作为“高贵的谎言”，就是救治和教育过程的一次具体呈现。

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章勇分析了智术师如何看待自然与礼法。柏拉图笔下的普罗塔戈拉讲述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其中礼法和正义被视为源于人的自然本性，但神话同时暗示自然与礼法潜藏冲突。这一冲突在安提丰的《论真理》中得到进一步解释。在安提丰看来，自然与礼法冲突的根源在于礼法与正义并不具备绝对性或神圣性，它们仅仅是服务人类自我保存的工具。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肖有志、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黄政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吴鸿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姜维端、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章勇、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郭文娅、福建三明学院的薛期灿等学者探讨了柏拉图的诗教、宇宙论、历史考据、正义观、灵魂学说，以及智术师笔下的自然与礼法等问题。

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涵与意义建构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陈致以“万舞、庸奏与《诗经》中三颂”为题，做了大会主题报告。陈致教授聚焦商代礼乐的核心形态“庸”与“颂”及其向《诗经》“三颂”的演变，揭示商周礼乐文化的深刻联系。商代礼乐高度成熟，且在宗教中居于核心地位，深刻影响了周代礼乐文明的形成。《诗经》中的“颂”是商代“庸”乐文化在周代语境下的传承与转写，是追溯商周礼乐文明迻变的关键桥梁。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指出，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天人之学，汉代郊祀礼集中表现了“天”与政治的关联。匡衡改革的“天-五帝”的天学结构将汉家纳入超越一朝一代的永恒序列，同时承认汉家所受天命只是一时受命，体现天道与汉德的复杂关系。后世按照“天-五帝”结构建立南郊、明堂之礼，使得天学成为整个经学理论及各朝各代政治理论的最高范畴，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诸多基本理念提供了天学支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洪涛教授考察了《礼记·王制》“必杀之令”的荀学渊源考，指出孔子诛少正卯说之意始于稷下学派的《管子·法禁》，经荀子《非十二子篇》《宥坐篇》《孔子家语》，再由叔孙通门徒撰入《礼记·王制》。从黄老至荀子的稷下之学深刻影响了儒经，在汉代儒家与政权的结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关长龙认为，礼学文献中的“礼经”一词取譬于织帛术语中的经纬，因而“礼经”的存在必然预设了“礼纬”。广义的“礼经”指作为文献传世的《礼经》（《仪礼》）文本，实为狭义“礼经”与“礼纬”交织后所形成的“礼帛”形态。《礼经》、《礼纬》以及后世的礼学践行文献均体现了这种经纬结构。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滨指出，《论语·八佾》“君子无所争”章的郑玄注，将君子所争诠释为羞耻辞让之心，体现了人心在礼仪实践中的关键性。“心竞”与“力争”相互对立，“心竞”力争谦让，“力争”却是唯私的恶斗。郑玄的注释以《左传》载师旷“臣不心竞而力争”为基础，沿用汉代用语的同时体现出平实谦和的思想气质和相通道佛的修养境界，具有魏晋以后的时代特色。

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贾海生结合《史记·周本纪》与出土青铜器师询簋铭文等材料，分析了《礼记·郊特牲》中讥之为失礼的“夷王下堂见诸侯”这一行为，指出此历史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一次王权旁落支庶的重大变故，幸赖诸侯以及王朝大臣拔乱反正，辅佐夷王继位，恢复了王统嫡嫡相传的传统。因此，夷王下堂见诸侯，是因为诸侯有助己继位之功而有意下堂礼敬诸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铭着眼“为人后者”对本宗亲属应用“降等”服还是“若子”服的丧服学争论，结合文本与义理分析了各家理论建构。湖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志刚、黄冈师范学院教授曾军、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副教授闫宁、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讲师赵正泰等学者也聚焦于礼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亚里士多德论美德与幸福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教授董波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模仿以符合可能性模态要求的方式，展现出人类生活中的因果关联和伦理基础，从而彰显了诗的哲学性价值。只有诗人同时描绘悲剧人物从何种性情形成的动机，促使他做出何种行动选择时，才算展现了“某一类人会做某一类事”，此时悲剧的情节才真正符合可能性的原则。据此，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克人中》是遵循悲剧情节可能性原则的典范，是具备恒久价值的真正的悲剧。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田书峰追溯了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注疏传统和其影响，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重大贡献是《论灵魂》中提出了人是一种思维的存在，人的最完美的幸福在于理论理智的沉思活动，并且人的理性与第一推动者有着因果上的联结关系，而这与柏拉图所说的人的幸福就在于对美和善的理念的静观、哲学就是与神相似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李涛指出，亚里士多德发展了一种在内容性的（科学或）哲学探究之前的工具性学问，后世称之为逻辑学，其包含三个基本层次——词项、命题和论证，而论证的不同运用方式则形成了证明科学、辩证法和智术三种形态。其中，证明科学是逻辑学的正面表现，辩证法与智术则构成了逻辑学的负面表现。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江涛结合20世纪下半叶中道学说的研究发展，梳理了现代读者对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的态度和争议。站在21世纪重新检讨这场“拉锯战”，这场论战可被视为观察美德伦理学运动的窗口。美德并非通过理性直接把握中道的，而是通过在生活经验中磨练形成的道德直观，置于当代规范伦理学的语境中，可被转化为“美德伦理学是否可法典化”的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裴延宇指出，综合《范畴篇》《论灵魂》《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情感与习性的终极性本原是实践努斯。实践努斯沟通了情感与习性，是情感与习性的真正本原。受教育者的灵魂就是作为本原的实践努斯，它以目的性、可接受性和可重复性为原理，是伦理教育得以可能的真正开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助理研究员张霄指出，《政治学》的德性论以《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功能论证为基础，但也存在差异。《政治学》中对人之德性的理解，并不必然等同于个体依据自然能力所能达致的最高善，而取决于其在更大的共同体中所处的位置与被给定的职能。《政治学》中的德性问题从共同体之善的整体视角出发，为各阶层分配其应有的功能和应具备的德性。四川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助理研究员魏昕奕围绕《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道德过失的讨论，指出道德过失应受责备，因其本质不是行为人道德品性的缺陷，而是一种智性缺陷：由于实践智慧的缺乏，行为人未能避免能被合理预料、从而本应被避免的伤害。

六经之原：《周易》研究的源头活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以“‘天下’的哲学释义”为题，做主题报告。吴飞教授从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切入，澄清“天下”既是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自然义理之天，也是基本的政治哲学框架，包含天下万物“各正性命”的理论假定和自然标准。唯有达至“天下”这一最大的共同体，把握天道，才可能解决世界问题，完成从修身到平天下的文明努力。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柯小刚指出，《系辞上》首章以“定位”开篇，以“成位”结尾。“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定位”一方面虽为易之运行的前提，同时也是卦爻变化所要打破的状态，要在“易简”之道中生发卦爻，各成其位，打开自性中本自固有但被自我遮蔽和锁闭的乾坤之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吴小锋论述了《周易》的“时空”哲学，指出《周易》讲的是如何从整体上理解自然与社会，从阴阳的视野理解自然与社会变迁中的不变者，从“变易”中洞悉“不易”，由此逐渐经纶自然与人世秩序。六十四卦的安排透露作者对自然与人世的内生结构、运行机制及其发生发展逻辑的整体认识，既是自然哲学，也是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章莎菲梳理了《周易》中“车”“舆”的相关异文，展现了从先秦到汉代“车→车、舆（名词）”的文本演化路径，探讨西汉以下各家《周易》传本中“车”“舆”溷用现象的来源和成因，并将讨论延伸至《老子》等古书在传写过程中存在的同类异文衍生现象，对比勘、分析异文的一般方法论作出反思。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阿慧指出，潘雨廷先生从整体的学术史及文明视野诠释易学史。易学史既是古今易学发展的总体线索，包含对历代易著的理解；也是分析文明演变的学问，形成对古今文明发展的认识。“易学史观”可以理解为对时代演进的划分与系统理解，体现为对中华学术源流演变的根本认识。

华侨大学哲学系讲师吴婕对《周易》“元亨利贞”四德进行理学诠释，四德的内涵和关系在历代解《易》注家中有延续性，而宋代理学突出元始和贞正两端的意味。在四德之中，元之为始并非仅是时间线性或者逻辑意义上的在先，而是具有道德价值的绝对在先。论述乾四德之要义，其归旨乃在于见人道效法天道之行，故唯乾德之能实在君子之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何光顺、河北大学副教授周浩翔、陕西师范大学讲师苏鹏辉的主题报告也围绕易学思想、历代《易传》等相关研究内容展开。

希腊化至早期现代哲学的转型

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罗勇指出，在希腊化哲学传统中，柏拉图的形象呈现出多重而复杂的面貌。主流哲学家将柏拉图视为一位坚定的独断论者，其再传弟子却试图塑造一位怀疑主义色彩浓厚的柏拉图。普鲁塔克是一个独特的案例，普鲁塔克的柏拉图主义既非纯粹独断，也非纯粹怀疑，而是一种建立在怀疑基础之上的独断论，其方法论核心是“审慎”，展现出柏拉图思想在希腊化时期的另一种诠释可能。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徐健基于塞涅卡的《论生命的短促》指出，塞涅卡并非简单地以哲学生活取代政治生活，而是通过反驳廊下派的阿忒诺多若斯，认为从政治生活中退隐至哲学生活是有条件的，且必须是逐步和不彻底的，而终身退隐则是出于诸多自然或机运的例外。同时，塞涅卡认为退隐者不可激怒甚至要感激掌权者，以免遭到迫害。这一点与罗马帝制早期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因此，哲学生活最终犹如一种强烈的慰藉甚或召唤，而政治生活也就不再值得哲人予以真正严肃的对待。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吴功青以库萨、布鲁诺与斯宾诺莎为思想线索，追溯现代均质化观念的早期发端。吴教授指出，在古代人眼中，时间具有前后相继的特性与历史意义，而空间亦具有分层性。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这种异质性的世界图景开始解体。“世界的均质化”在中世纪末期“存在巨链”松动，以及17世纪科学革命对亚里士多德“形式因”体系的瓦解中已现端倪。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罗晓颖指出，古典快乐主义者主张的生活方式基本具有强烈的非政治性倾向，这一立场与柏拉图所代表的政治性观念论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到了现代，非政治化的哲人成为革命者心目中的“共和国的掌门人”，其思想被重新政治化。这一转变在霍布斯那里尤为显著，他将快乐主义与政治融合，发展出“政治快乐主义”的独特路径。理解这种融合的发生，有助于澄清伊壁鸠鲁思想的内在特质与历史命运，也有助于深入理解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源与特征。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庄振华教授探讨了黑格尔哲学中“真”与“善”理念的独特理解路径，指出黑格尔所言的“真一善”理念不同于传统上实体性、超越性的理解方式，而是建立在客观性（客体）与概念（真理）相互支撑的意义上的两种行动模式（求真与兴善）。理解这一理念体系，需要突破量化、规律与客观性思维的限制，进而在生命理念与绝对理念参照下对“认识活动的理念”“真与善”“分析与综合”“定义与划分”等问题的层层剖析，以揭示其内在逻辑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谢清露指出，在卢梭笔下，苏格拉底与加图作为对照多次共同出现，两者的对比显示出哲人与公民的差异。当个体与政治共同体的纽带断裂，哲人苏格拉底依然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但公民加图在失去祖国之后便无法生存。就对共同体的关切与贡献而言，加图一定程度上获得比苏格拉底更高的评价，这与《论科学和文艺》中对用益的强调一脉相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程茜雯、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讲师张遥、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方仁杰、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张觅也探讨了相关论题。

诗经、诗教与古典诗学新诠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明珠认为，宋徽宗时的《宣和画谱》以经典溯源的方式为花鸟画的思想意蕴进行了理论奠基，呈现了花鸟画与“与诗人相表里”的观物方式。诗画同源的深层意蕴出自中华文明对生生之德的无上尊崇和智慧性惊奇。花鸟画的深层意蕴汇入中华文明的意蕴整体，又以其特别的洞察力、表现力和感染力呈现了其中的特质。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朱学博指出，透过两宋之际《诗经》学，可见当时《诗经》学的小学研究特别突出。这种朴学勃兴得益于北宋官方校经修礼、编纂韵书及金石学、本草学发展的积淀，也符合《诗经》学演进的一般规律。正视两宋之际《诗经》学的朴学成就，对理解宋代《诗经》学全貌和学术史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副教授于浩分析了海昏简《诗》的注释，指出毛诗的解释与三家诗“解居父”说有很大差异，其说不仅依据《左传》，且带有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明显的经义建构意味。解居父故事类型流行于汉代，并衍生至诗歌和艺术领域，其主题渐渐超越经义束缚，由赞美妇女贞节逐渐变为赞美妇女的美貌和智慧。湖南大学副教授夏福英比较研究了《韩诗外传》与《毛诗》，指出《外传》用讲故事的方式来阐释《诗经》中的义理，作者并不认为所引史事与诗有必然联系，大多是断章取义，触类引申，与诗的本义大相径庭。《毛诗》则将诗归于史，大多数诗篇必找出其作者及其历史背景，说明其诗主旨，表现出“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特点。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强强讨论了马一浮的诗学本体论及其对传统儒家诗学的重构。马一浮以“感”为诗之本体，由于在心性论方面坚持彻底的理气一元和性情一元，在传统儒学中相分裂的性理之“感”与情气之“感”得以弥合。基于此，渊源于《礼记·乐记》、以“物感”说为代表的诗学之“感”，与宋明理学汇通《周易》《孟子》等思想资源所建构的本体论之“感”相统合，实现了对传统儒家诗学的重构。此外，泰山学院历史学院副教授亓民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李致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白如等围绕历代诗说、《毛诗》正雅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世界

重庆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文涛指出，古与今的划分是相对的，柏拉图已经面临着古今之争的问题，必须将“荷马——柏拉图”两重关系，扩展为“荷马——自然哲人和智术师——柏拉图”的三重关系，才能更全面深入地把握柏拉图与希腊荷马所代表的文明传统的复杂性。柏拉图对荷马持有既激进又保守、既批判又继承的双重态度。柏拉图对善好政治秩序的寻求和重建，是在向荷马、向古老的传统回归，试图克服自然哲学和智术师所带来的文明理想上的挑战。中央民族大学世界历史地理中心研究员李世祥指出，施特劳斯通过重新解读修昔底德来纠正“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修昔底德有着与柏拉图相同的节制品性。尼采反对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认为柏拉图要求目的论式地理解整全。施特劳斯则区分了苏格拉底主义与柏拉图主义，强调现实与理念的对比是修昔底德与柏拉图的根本差异。

广东省社科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教授万昊指出，施特劳斯与柏拉图《法义》的相逢，不仅标志着他重探隐微写作的关键节点，也体现了他对政治哲学原初问题的回归之意图。在三次主要的文本接触中，施特劳斯逐步深化了对柏拉图《法义》的文本理解，引导学生重返政治哲学尚未被专业化和历史化的时刻，揭示《法义》如何由“政治对话”上升为“哲学对话”，并重新激发对“整体”与“明智”的根本追问。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明坤认为，施特劳斯坚持哲学的路径，强调理性探问，而沃格林以启示为根基，重视精神经验与神圣秩序。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童群霖指出，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施特劳斯的思想发展平稳，缺乏剧烈转变，但施特劳斯本人却反复强调其“灵魂转向”与“沉船事故”的重要性，特别是1930年代“法拉比转向”，他视之为对哲学本质的深刻觉醒。在这一过程中，施特劳斯明确了哲学与政治的根本紧张，并确立了显白与隐微教诲的区分。这些自述揭示出其思想生涯中被遮蔽的张力与变动。施特劳斯思想的内在发展演变表明，哲学并非建立于既定答案之上，而是一场反复检验“逻各斯之船”的自我航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姚啸宇指出，施特劳斯尤为关注柏拉图的《游叙弗伦》，因为它不仅聚焦于苏格拉底“不虔敬”指控的核心问题，更触及哲学生活的正当性。施特劳斯指出，哲学生活面临来自政治共同体与启示宗教的双重挑战，而《游叙弗伦》正是苏格拉底对这些质疑的哲学回应。施特劳斯藉由对《游叙弗伦》的分析，揭示出哲学与政治、虔敬与理性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张力，亦展现了苏格拉底“既虔敬又不虔敬”的根本悖论。

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友珍指出，柏拉图与修昔底德分别从哲学与历史的角度，对灵魂与政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深刻揭示。柏拉图通过灵魂三分结构，揭示政体堕落的病理机制，认为城邦的政治失序本质上源于灵魂内部的失衡。修昔底德虽不探讨理想政制，却在瘟疫与科西拉内乱的描写中，通过历史叙事展现出灵魂病变如何在现实中引发社会灾难。修昔底德的历史哲学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和平若仅以物质保障为支撑而忽视灵魂秩序的维系，终将面临重复的危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卫平指出，《柏拉图的辩证法的伦理学》对于伽达默尔思想真正具有开端的意义，通向其后来的哲学解释学和哲学伦理学，初步预示了后来伽达默尔思想发展的方向，即朝着追求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的统一迈进。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此书开启了20世纪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向。

孔孟思想与教化治理

同济大学经学研究院教授谷继明认为，“心”是宋明理学中较为复杂的一个概念，也是理学工夫论的关键。王船山对“心如太虚”说的批评，不仅不同意对心作抽掉内容的诸如“虚空”“无善无恶”的解释，指出心可用具有定向的“志”来贞定；而且从时间的连续性上来强调了“持志”的重要性。他主张心需要“志气为功”，而为功的落实处则在于敬。王船山对于心体的“无累”工夫方面的论述，加剧了心之诸说的复杂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秉元探讨了经学复兴背景下理解“经学之为经学”的核心问题，指出孔孟经学的精神结构是以德统知。“德性”不仅是一种伦理品质，更是一种根本性的、独立的人类思维方式。我们应当在正视各大知识体系成就的基础上，回归轴心时代思维原点，思考德性思维在构建未来人类文明圆融图景中的独特价值，为经学复苏与中西学术会通提供深层理论支撑。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霖辨析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孔子列入“世家”而非“列传”的深层原因，认为司马迁此举的关键在于司马迁将孔子定位为“王道的传承者”。司马迁笔下的孔子核心使命是传承“王道”。这样的定位使孔子区别于仅入“列传”的诸子，其历史作用类似辅佐王业的诸侯重臣，而司马迁本人亦隐含以继孔子、传承王道自任之意。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易宏熙以经学制法为视角，重新阐释《孟子》井田制的文明奠基意义，指出井田制是构建古典文明秩序的核心机制。“同养公田”的设计通过集体协作培育公共意识与群体互助精神，“分田制禄”形成社会分工，以“禄代耕”原则确立各阶层参与政治生活的平等性。井田制瓦解为秦汉名田制，是古典政治异化为专制统治的关键成因之一。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旭聚焦张祥龙教授对孔子思想中音乐性元素的现象学阐释，指出张祥龙突破传统哲学史研究范式，认为音乐（尤指《韶》乐）在孔子思想中具有本源地位，是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核心体验与发动源头。孔子礼乐思想中蕴含深刻的音乐性根基与生命兴发力，为理解孔子及儒家思想开辟了富有诗意与乐感的新视角。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雷欣翰系统考察了先秦诸子如何通过塑造孔门形象，争夺思想权威的神圣话语权。儒家内部通过《论语》开创性神秘化孔子与颜回，赋予其道德与学问的至高地位。《孟子》将孔子纳入古圣王序列，建构其“集大成”形象。《荀子》则体系化儒家神圣传统，构建贯通古今的道统谱系。道家通过颠覆或重构孔门形象消解儒家权威，而法家与综合类文献则侧重利用孔子的权威性。诸子的书写策略既反映学派竞争，也体现思想对话与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神圣性表达传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叶云、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何青翰、南京师范大学讲师王新宇也围绕相关主题作了报告。

诗学、戏剧与跨学科视野中的古典思想

同济大学教授韩潮解读了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中提坦之战里普罗米修斯的功能性角色对应于《神谱》中权力之神和暴力之神的功能性角色。普罗米修斯本人取代了暴力之神和权力之神的位置，成为了提坦族的叛徒和宙斯的“共同意愿者”。普罗米修斯存在着某些权力认知问题，当具有“先在之知”美誉的普罗米修斯最终为他的“先在之知”感到难堪时，普罗米修斯的自信毋宁就转为事实上的傲慢和轻佻。后者更突出地显示在他对宙斯行为意志的揣度中。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献华分析了《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伊南娜政治神话，指出史诗保存了某种“王权神话”。吉尔伽美什拒绝伊南娜的神话，表层是个人选择，但在深层映射乌鲁克城邦政治结构的演变：从依赖女神认可的“恩”制度（以卢伽尔班达为代表），转向吉尔伽美什所象征的、更具自主性的新型王权。这一转变被编码在史诗的叙事策略中——通过重构拒绝理由、对比父子差异，史诗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转移神话化，成为理解两河流域早期政治哲学的关键文本。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瑞成根据《周易·系辞传》，探究希罗多德《历史》的结构。《周易》的旨趣在于研究历史、展望未来，在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看来，国家法律、军队纪律、天文律历、音乐六律根本一律。而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历史》“研究”的主题就是“希波战争”，所谓“将往知来”，就是由作为“战争”或“军事”知识的真“知”统领“历史”。《历史》全书九卷书传统上以九位缪斯题名。缪斯“放在心上”的“记忆”就是“历史”，“文学、科学、艺术的灵感”是“记忆”的女儿，“文学、科学、艺术”出自“史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探讨荷马《伊利亚特》、萨特《苍蝇》和萧阳《安提戈涅》的哲学意蕴。荷马的《伊利亚特》揭示出人具有一种本体论上的有限性和脆弱性，而这构成人之尊严的基础。萨特的《苍蝇》探讨自由、决断、悔恨等论题，以戏剧的形式诠释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所揭示的生存吊诡。萧阳的《安提戈涅》隐含了关于“这这那那”和具体伦理学的洞见。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罗峰指出，欧里庇得斯《赫卡柏》所含的两个相对独立的戏剧行动曾引发学界广泛关注，而细致品读剧作会发现，两个戏剧行动的内在勾连不仅一开始就有了充分铺垫，还借貌似游离于戏剧行动之外的歌队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宏观视野。随着戏剧行动推进，《赫卡柏》起初着意凸显的一系列区分逐渐模糊乃至消弭，指向诗人对礼法与自然、文明与野蛮及人性限度等问题连贯一致的深层思考。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何祥迪指出，可以从政治哲学角度理解荷马《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心灵旅行。奥德修斯的旅行在时空上是线性和单向的，但作为心灵旅行是复调和双向的。奥德修斯的上升是不断远离城邦和意见、追求知识和真理；下降是不断返回城邦和意见，认识到良好统治需要结合真理与意见、说服与武力、政治与宗教等。奥德修斯在心灵旅行所获得的智慧构成恢复城邦正义和秩序，为城邦立法的首要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顾枝鹰探讨古典学中的汉字转写（音译）问题，指出汉字转写是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的转换，规律性是其本质属性。古典学所涉及的专名有些宜转写/音译，有些宜意译，合理的音译流程和转写用字将能避免“未经省察的”译名，有益于汉语学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培均指出，波斯在希罗多德的《原史》中占据重要位置，而政体论辩是第三卷的枢纽，乃至整部《原史》的核心。希罗多德在探究波斯共同体的同时，也把人引向何为最佳政体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朱振宇以中国诗学视角进入，探讨了但丁《神曲》的托喻写作，指出虚实交织的本体叙事与虚实交织的寓意一起，成就了《神曲》这样一部“天与地一同参与其中”的诗篇。从更加广阔的中国诗学视野出发，多少能够发现《神曲》中蕴含着被钱锺书推崇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黄江指出，在施莱格尔开创的德意志浪漫主义诗学方法中，传统的线性演绎被一个圆形交叉的解释学循环所取代，所谓的诗化哲学是以断片的形式展开的。这一可望不可及（非闭合性）在现代主义的无限视点中恰恰是更大的希望之所在，同时早期浪漫派对于体系性的真爱追求，构成了一种无限趋近断片体系的审美现代性尝试。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魏朝勇关注《奥德赛》叙事织体中三则“故事”：奥德修斯与神女卡吕普索的离别；奥德修斯在神女基尔克指引下的冥府之行；奥德修斯返乡后与妻子佩涅洛佩的辨识重逢。这三则“故事”构成《奥德赛》纷繁絮语的脉络基准，昭示了奥德修斯每一次克服致死的“必然”强力，都是为了返乡与“审慎的”佩涅洛佩团聚。海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张芳宁、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李孟阳、四川轻化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郑启奎、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陈春莲、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戴智恒也探讨了相关论题。

六艺、五经、四书研究及两汉经学史新诠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余治平考察了孔子在儒家经典确立中的核心作用，分析了六艺由贵族阶层通用的公共资源逐渐转变为儒门独占经典的历史过程。孔子的贡献不只是文献整理，更在于赋予六艺以独特的思想价值与道义灵魂，实现了儒学经典化和权威化，从而奠定了儒家在中国文明史中的主导地位。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程志敏探讨了“四书”在宋元时期逐渐超越“五经”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以及对韩愈在“四书”升格中的先驱作用。“四书”升格反映出中国传统经典观念的重大转变，体现了从“周孔之道”向“孔孟之道”的历史变迁，虽然一定程度上造成传统经学的局限与文化的狭隘化，但捍卫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延续性。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谢明阐述了唐代孔颖达等奉敕编撰的《五经正义》的形成、流传过程及学术影响。《五经正义》统一了六朝以来经学的分歧，以官方裁定的形式规范经典的经义解释，但是敦煌写本显示，《正义》虽被用作唐代明经科教材，但其实际地位与影响并未超过经典旧注，不应过于夸大其历史影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孙磊分析了汉代今文经学的革命思想与政治哲学特质，指出其核心在于“通三统”与“文质损益”的历史观。汉儒以孔子为“素王”，经由《春秋》实现“奉天法古”的改制思想，体现出政治秩序与文明精神的继承和更新。近代今文经学则受中西碰撞影响，推动更为彻底的政治与文化变革，开启现代中国革命的思想源流，深刻影响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构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大海指出，谶纬学应在哲学、科学与文化的多元诠释中得到重构和激活。谶纬学对促进中华民族精神、证明文明统一性有积极意义。同时，谶纬学提供了丰富的天文历法与自然科学知识，对文明史的追溯具有实证价值。此外，谶纬文献体现的中医和谐统一理念，也能推动传统医学的科学化、合理化。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陶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常达、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庞光华等学者的报告聚焦于汉代经学及《诗经》。

古典学青年论坛

本次会议设置古典学青年学者论坛7场，在6月21日下午5时举行，让青年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古典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生力量。本次参会的博士生共有35名，来自海内外各大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莱顿大学、波士顿学院等。

西学方向的论坛共有4场，议题广涉哲学、文学、史学、与宗教学，时间跨度从古希腊到现代，具体包含古典政治哲学、古典诗学、政治史学、现代政治哲学等问题。中学方向的报告共有3场，议题广涉经史子集和诗歌文教，时间跨越了先秦时代直至近现代，包含易学、先秦道家思想、藏学、程朱理学、宋明心学等问题。

圆桌论坛：技术加速时代的古典学

6月22日上午，年会进入圆桌论坛环节，主持人是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林志猛教授。本次圆桌论坛的主题是“技术加速时代的古典学”，来自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八位学者就这一主题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见解。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虞万里认为，虽然当前机器校对文本的能力已相当成熟，但人类的智慧在古典学研究中仍不可替代。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指出，“经”所承载的“常道”与“常法”被认为是不变的原则。古典学的使命，正是要探索那些穿越历史变迁、始终有效的恒久价值。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钢教授指出，当今的人工智能或许可被视为初具模型的“努斯”。反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决定性区分，可为当下人工智能的特定理论突破提供一条思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霖表示，技术诚然可以从文本中抽象出准确的知识，但人们接触古典、研读古典和领悟古典的经验本身是不可替代的。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文涛指出，古典思想能帮助我们理解技术与人的本质、与人神的关系以及与整个宇宙的关系，从而反思现代技术主义的局限。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谷继明提出，维系或者发挥古典智慧的作用，需要我们把人工智能与传统思想紧密结合，积极拥抱社会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彭磊指出，算法一旦主宰一切，人性会被抽空。唯有回归经典，回到努斯的高峰，才能应对AI带来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顾枝鹰表示，对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古典学来说，价值、意义或目的无法回避或忽略。古典学要有助于个体品格的善或共同体的善，在技术和工具面前保持心智的尊严。

闭幕式

闭幕式由古典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董波主持，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理事长、文学院院长冯国栋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古典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林志猛分别作闭幕致辞。

冯国栋院长首先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本届年会的圆满举办的祝贺，肯定了会议的广泛议题、巨大成果以及在经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冯院长认为，经学作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核心，包罗广泛、地位显赫，然而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仅剩跨学科的特点。经学与古典学的相互融汇和相互激发使经学获得新的活力和发展可能。

浙江大学教授、古典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林志猛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年会聚焦于六经与古今世界，但中西经典都有广泛涉及。中国经典方面，诗书礼易春秋皆有相关学术论文探讨，四书五经都深入研读。对于近现代的经学也都有精深研究。可以看到，六经对宇宙观、政治理想、社会秩序规范的构建，涵括了宇宙-政治共同体和个体身心修养的健全思想体系。六经中的精深智慧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在西方古典学方面，会议论文既有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思想的深入研究，又有对修昔底德、荷马史诗、廊下派、古希腊戏剧、现代哲学与戏剧的广泛思考，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历史、诗歌、宗教、法律等等领域，呈现出古今思想之间强大的张力。无论是柏拉图对德性、善恶、政治、礼法、教育的关切，还是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伦理、政制和形而上的关注，古典诗人对人性与神性的追问，抑或是现代哲人对真与善、自然与快乐的思索，都展示了古典学对人类永恒问题的最高关注。此次会议让我们得以深入思考，如何在技术化时代、娱乐化时代保持灵魂和政治的健全，不使人性、政治、人伦走向过度和畸变，而让人类文明保持活力和健康。此次会议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聚会和思想的深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