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2025年是《新青年》杂志诞生110周年。彼时的先贤们将青年喻为“初春”“朝日”，强调青年需“厚植反抗封建桎梏的精神”，鼓励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国家、民族”，号召青年成为“新社会之创造者”。
《少女中国》、《少年中国》内封
今年4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组织编译出版的宋明炜著《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滨田麻矢著《少女中国：“女学生”的一百年》，分别从“少年”与“少女”这一对既相互关联又存在微妙差异的性别化视角切入，通过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细细品读与对作者人生经历的互文观照，为读者打开了理解百年中国文学与文化中“青春想象”的深邃通道。
《少女中国》的作者滨田麻矢女士，1969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现为神户大学研究生院人文学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对象为民国时期小说中的性别表象，除以张爱玲为中心的女性作家研究以外，在当代中国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等方面也有著述。2013年荣获日本中国学会奖。
滨田麻矢认为，在近代女子教育开始发展的背景下，少女们离开原生家庭，有了自我探索的机会，去决定未来的生活方式。她在《少女中国》一书中依托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从“五四”开始到现在的百年间里，离开原生家庭的青年女性们是如何发现自己的落脚点，以及她们的奋斗又是被男性作家如何看待的。
[日] 滨田麻矢著，高尚、乔亚宁译： 《少女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晓虹在评点该书时表示，自“五四”新文化人“女性的发现”之后，滨田麻矢又在这些中国少年雄健的身影后，发现了被遮蔽的少女中国。“由前一次发现获得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正当性的中国少女，主体即为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她们果真自此实现了理想、拥有了自我吗？这本从女性主义立场，重新审视各类女学生人生叙事（或称冒险故事）的论著，以犀利的眼光与明快的表达，成功建构了别样的形象谱系，启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滨田女士在个人求学和毕业从教后，曾多次来中国访学，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和博雅塔前都曾留下驻足的身影。该书的后记里，她饶有兴趣地回忆了同北大师友间交游的过往和友情。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邮件专访中，她谦逊地表示比起课堂内容，自己反而更记得常常访问陈平原老师家，而“像夏晓虹老师那样，北京大学有很多英姿飒爽的女教师，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要知道当时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几乎没有女老师。”
滨田麻矢教授专门为澎湃新闻记者拍摄了一张手捧日文版《半生缘》的近影。本文滨田麻矢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对话】
第一次来中国就萌生要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澎湃新闻：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是何时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女性文学产生兴趣的？考虑到你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能否谈谈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大学留学期间，陈平原、夏晓虹夫妇给你的启发？
滨田麻矢：我对现代文学产生兴趣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1990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就萌生了想要更深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念头。等自己能够阅读中文后，就开始直接阅读各种中国小说原著了。那时候京都大学有吴语课程，大家轮流讲读《海上花列传》，对我来说这本书实在太难，就去了一家售卖台湾出版书籍的书店，买了张爱玲翻译成中文的《海上花》。当时顺便买的《张爱玲小说集》让我深深着迷，直到现在我仍在持续阅读张爱玲的作品。
1994年起，我在北京大学待了两年的时间，估计只听懂了课堂上约三成的内容。勉强能捕捉到两三个关键词，真是个差劲的学生呢。比起课堂内容，我反而更记得常常访问陈老师家，或是大家一起去郊游的经历。像夏晓虹老师那样，北京大学有很多英姿飒爽的女教师，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要知道当时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几乎没有女老师。
滨田麻矢在北大求学时的学生证
澎湃新闻：撰写《少女中国》的初衷是什么？这本书的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后，你希望向中国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或观点？
滨田麻矢：契机在于，我希望能暂时跳出对特定作家或作品的研究，转而思考“知识女性”这一形象的变迁轨迹。我想探究的是，“想要自主决定人生的女性”在不同时代是如何被想象的——这绝非一条光鲜亮丽的坦途，而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过程：有时被憧憬，有时遭轻蔑，有时又被消费。
作为外国人，我的中文阅读速度很慢，参考的文本量确实有限。但正因如此，我反而能以“逐字翻译”的方式精读文本，也许这正是令我的研究具有一定独创性之处。如果中国读者能从我的研究中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解读”，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
澎湃新闻：在研究过程中，你采用了哪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何收集和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比如，我注意到在《少女中国》多个篇章的行文中，会将文学家创作的文学形象与作家本身的经历和婚恋取向作对照，让人读来颇具兴味。
滨田麻矢：关于研究方法，我并没有特别有意识地去明确过，只是喜欢让文学与文本自身进行对话。以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两个求学离家的女孩，同样面临诱惑，同样爱上了注定不会给自己幸福的男人。丁玲笔下的莎菲选择抛弃对方并离开亲朋好友孤独地死掉，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却停止思考未来将面临的不幸，紧紧抓住眼前的男人。虽然两部作品并无直接影响关系，却能从这种对比中窥见作家对“年轻女性在爱情中犯的错”时的态度差异。理解这种差异时，作家的个人经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正如你所指出的，我确实存在偏重作家情感生活史的研究倾向。这稍有不慎就容易沦为八卦小报式的写作，必须格外警惕。不过若要探究创作者的性别观、家庭观或婚姻观，这些仍是不可忽视的珍贵资料。
张爱玲给校刊《凤藻》投稿的作品Prophecies of a Fortuneteller（《占卜者的预言》）
澎湃新闻：《少女中国》中分析了多位女性作家的作品，但我想读者都可以看出你对张爱玲作品的偏爱。你怎么看待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创作的作品，同她在五十年代赴美后晚年的作品里女学生形象的嬗变？
滨田麻矢：是啊，张爱玲对我来说真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作家。如果本科时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作品，我可能根本不会想成为研究者吧。人们经常讨论张爱玲上海时期和美国时期作品的差异。我个人觉得，前者是为读者而写，后者更像是为作者自己而写的文本——但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或许存在着某种贯穿始终的共性呢。
“80后作家笔下的矛盾情绪形成极具张力的文学表达”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了“少年中国”话语中的性别盲视。能否具体谈谈这种盲视的表现及其影响？
滨田麻矢：我认为“少年”或“新青年”这类词汇的“危险性”在于——它们有时包容女性，有时却又将女性排除在外。以本书提到的巴金《家》为例，主人公高觉慧爱上了家中丫鬟鸣凤，认为“她也应该去上学，应该共同追求理想”。此时，鸣凤确实被视为未来的“新青年”。可当她将被卖作妾室时，觉慧最终的选择是“为事业放弃爱情”——鸣凤就这样又从“新青年”被矮化为“有过恋爱关系的少女”。这种扭曲至今仍在延续：比如那些高考前被叮嘱“要和男生一样用功”的女孩，毕业时却被告知“工作虽重要，但该考虑婚育了”。
《化妆柜一角》，丰子恺绘。值得注意的是，图中梳妆台里放着女校的毕业证书
澎湃新闻：《少女中国》一书中提到，女性在“少年中国”的叙事中常常被边缘化。能否详细谈谈女性形象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变迁？特别是你在书中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从五四时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么，你在书中也提到的70后作家卫慧、安妮宝贝，以及新生代的80后作家张悦然，对于她们作品中的少女形象，有何发现和评价？
滨田麻矢：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将女性文学单独划分出来，而应关注女性角色在整个文学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绝大多数作品中，女性首先被预设为“孩子的母亲”，其次是“情感生活的承载者”——要么成为浪漫爱情的对象，要么承担育儿、看护等照料事务的人员。换言之，女性至今仍被普遍赋予支持与辅助他人的角色定位。
正如你所言，中国1970年代后女作家们的共同点，或许正是对这种角色分配的强烈厌倦。目前我喜欢张天翼、王占黑等当代作家，在这些80后创作者的作品中，既流露出对“照料者角色”的憎恶，又交织着“社会期待终究不会消失”的绝望认知。恰恰是这种矛盾情绪形成了极具张力的文学表达。
澎湃新闻：书中的研究对象多是文学作品中的女学生形象，对照日本现当代文学，比如川端康成《雪国》中的驹子、宫本百合子《女学生之友》中的战后知识女性伸子等，中日两国的文学家在描写各自国家的女学生时有哪些异同？
滨田麻矢：在构思本书时，我从日本文学中汲取了许多养分，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日近代文学中恋爱地位的天壤之别。在日本文学中，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品都会涉及恋爱题材。我在初高中课本里读到的许多小说也是如此——夏目漱石的《心》、森鸥外的《舞姬》、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无一例外。但中国文学却并非如此。我认为，这一点也导致了两国在女学生/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差异。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下你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哪些影响？未来有什么新的研究计划或方向？
滨田麻矢：日本的学术界规模虽然有限，但《少女中国》（日本版）出版后仍有若干书评和推荐文章问世。承蒙各方基本持肯定态度，实在令人欣慰。关于女学生议题，我目前希望系统梳理下萧红的创作。接下来，我计划从性别观念的变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
“泛黄的《新青年》原件和手稿静静地诉说着历史”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文化政治如何影响了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你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滨田麻矢：我认为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影响最深的文化政治因素，莫过于“传宗接代”。这个不必再说。
书中插图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女子教育在女性成长中的作用，以及女子教育如何影响了女性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地位？
滨田麻矢：在女性史上，女子教育的价值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女子教育使女性在社会中实现自我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女子教育培养出了适合作为新青年（男性）恋爱对象的年轻女性，并为恋爱赋予了精神层面的价值。
澎湃新闻：你提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常常面临“家庭-事业”双重压力。作为女性研究者想必对此也是感同身受，这种困境在新世纪后的社会中是否有所改善？
滨田麻矢：遗憾的是，虽然在日本似乎并未看到明显改善，但“这类问题确实存在”的社会认知度确实在提高。中国的情况不也是如此吗？
澎湃新闻：你在研究中进行了中日女性成长的比较。考虑到你也在中国学习生活过，这种比较对理解中国女性的成长有何帮助？
滨田麻矢：虽然我经常去中国，但对大学以外的地方，几乎都不了解。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通过亲身前往中国、使用中文交流，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虚构作品中的世界。
澎湃新闻：你认为当代女性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性别问题？
滨田麻矢：这确实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对问题的清醒认知——至少不要忽视既存的问题。虽然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但在此基础上，是否要与这些矛盾抗争，或许可以再做考量。毕竟，持续与身边大大小小的问题斗争，实在是件令人疲惫的事。
《新青年》封面
澎湃新闻：今年是《新青年》杂志诞生110周年，对于这本杂志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你有何看法？我也想请你再回忆下，在北大留学期间，钱理群先生是《新青年》杂志和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权威学者，钱先生对这本杂志的讲述可有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滨田麻矢：我认为《新青年》所提出的青年男女问题至今仍未过时。在北大留学期间，我曾聆听钱理群教授讲授1940年代文学（虽然当时只能听懂三成左右），但正是在这门课上接触到的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路翎、李拓之等作家作品，成为我学术生涯的宝贵经验。
2015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再度来到北京大学短期驻研时，恰逢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北大图书馆和红楼举办的珍贵文献展览，那些泛黄的《新青年》原件和手稿在展柜中静静地诉说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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