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adminddos

被工厂、工地淘汰后,这群大龄女工在土地间流动

adminddos 2025-07-01 13:29:01 1 抢沙发
被工厂、工地淘汰后,这群大龄女工在土地间流动摘要: ...

过去的这个春天,一则有关采茶女工集体住宿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推动这群边缘的中老年劳动者进入到公共视野:她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半辈子都在和农田打交道。当零工市场逐渐被更年轻的工人占据时,她们唯一能依靠的技能就是务农。

被工厂、工地淘汰后,土地重新收留了她们。

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存在,以及她们面对的近乎苛刻的工作节奏:每日工作时长普遍超过12小时,需完成数万次采摘动作。

身体的疼痛与损耗是直接代价。不止采茶,她们也摘大蒜,摘枸杞、辣椒——她们的脚步跟随时节在土地间流转。

文丨殷盛琳

剪辑丨张歆玥

编辑丨王一然

01

大巴上的阿姨们

这个夏天,坐在驶离河南周口太康县城的大巴车上时,女工们信心十足,准备多赚点钱。

她们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从下辖各个村庄赶往集合点。有些大龄女工不识字,更不认路,只能由中介去村头接。出发时,大巴车的储物舱塞满了塑料桶、化肥袋子和包裹。

她们本次的目的地是300多公里外的江苏邳州,位于苏鲁交界处的县级市,也是国内最大的白蒜生产、出口基地。此时正是当地每年的招工旺季,需要大量拔蒜工人——大蒜经由工人之手拔出、剪茎、晒干、剥皮,再由工厂加工成蒜油、蒜粉、胶囊等产品,被运往东南亚、欧盟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姐、阿姨,劳务中介这样称呼女工们,她们也这样称呼自己。女工赵炎和郑红是同村,又是远亲,在车上座位紧挨着。此前,她们没人干过拔蒜的活,但都有多年务农经验,觉得"不是难事"。午后发车前,郑红特意拍了段短视频记录"出工"时刻,配文"出发邳州,大姐们加油"。

她用镜头扫过车厢,几乎都是她的同乡。后来她告诉我,有些面孔她有印象,之前去给人打零工时见过,但彼此并不熟悉——工期结束大家回到村庄,联系也就断掉了。

很多年轻些的女工是看直播发现的这次工作机会。她们都关注了一个叫"华哥"的当地中介,在后台私信后,很快就有人来联系,核实身份信息,就算报名成功了。不识字、更年长女工们的消息来源就是这些乡邻。有位女工联系了十几个同村,浩浩荡荡一行人,有人调侃称呼她是"二工头"。

中介海涛是本次负责管理的人员之一。他今年23岁,但工龄已经7、8年。据他说,他们和"华哥"是合作关系,不属于一家劳务公司,把招的工人放在一起,"吃大锅饭",分摊彼此的成本。

招拔蒜工最主要的标准是吃苦耐劳。海涛说,年龄范围比一般零工招聘放宽很多,65岁以内,没有基础病就能来,再大龄会徒增风险,"到时候在地里有点啥事,咱这边不方便嘛。"

除了对接蒜农的活儿,他的业务范围也包括春天采茶工、夏末枸杞工的招聘,以及各类工厂、学生工对接。据他说,今年的拔蒜工人一共招了130多人,绝大部分是45岁到65岁之间的大龄女工。根据经验,这群阿姨是"最有可能坚持下来的人"。

中介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份超高强度工作:凌晨4点到旅店门口集合,十几个工人像沙丁鱼一样挤进面包车,由他开车前往更偏远的村庄。工人被农户挑选后,就被带到地里开始干活。一般从早上5点多开始,重复拔蒜动作近7个小时,到12点才能吃午饭。

午休就在田埂边的阴凉处,工人们席地而睡,休息一会儿;下午1点,弯腰铲土、拔苗的动作又开始循环,直到下午6点多,才能结束工作,坐面包车返回宾馆。中介给每个拔蒜女工都配发了一个墩子,用绑带套在大腿上,能保持"坐着"的姿态行进。但时间过长,阿姨们的屁股酸痛,需要不停站起来,放松一下四肢。

●拔蒜女工们在地头阴凉处吃午饭。殷盛琳 摄

这份高强度的体力工作,每年都有人中途放弃。年轻人,或者没什么农活经验的,一般都坚持不下来。拔蒜的季节在初夏,碰上气温拉升,每年中暑的例子也很常见。中介每天要在阿姨们劳动结束后和蒜农一起量地、结算,也要时刻关注工人的身体情况。"就算是农活,这也是里面最累的一种。"

68岁的阿婆对这些外部情况一无所知。她跟着老家侄媳妇一起出的门,只想来"挣点钱"。她刻意和中介保持一定距离,害怕被发现超龄后遣返——无论是按照工厂、工地还是农活的年龄红线,她都是 "漏网之鱼"。

她算了一笔账:每年她和老头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老金和种地。养老金是最基础的一档,两人加起来每年大概3000元左右。家里1亩4分地,抛开化肥、农药等成本,卖粮食的年收入大概1000元。但支出的项目就多了,衣食住行外,她每年固定要交的还有两个人的居民医保,加起来800元,还有日常各种药物,没有定数,"一年光吃药都不知道多少钱。"

为了不伸手跟儿女要钱,她和老头平时也会打点零工。"闺女儿子都有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孩要养,你跟谁要钱?"

阿婆之前很自信能撑住拔蒜的劳动强度。她说,自己之前干工地就干过6年,别人砌墙,她递砖块,弯腰、起腰,往上递。时间长了,她的身体出现了不可逆的劳损,腿、腰、脊柱都疼。"疼得很的时候,就像肉里有铁条在钻,眼泪哗哗掉"。阿婆说,自从上回身体疼得趴在床上,坐都坐不起来,她再也不去工地了。

阿婆赚到的钱换回各种昂贵的药,草药、膏药、药酒,这次来,她带上了速效救心丸和止疼片。

结果拔蒜第三天,她就有点撑不住了,她伸出手给我看,单右手上就磨出了3颗大水泡。疼得伸不开手。或许因为常年劳作,她的指节已经变形,泥渍渗进皮肤的褶皱里,手掌蜷曲着,没办法完全伸直。

02

博弈

来到车辐山镇第二天,女工们就觉得自己被劳务广告欺骗了。郑红跟同村的赵炎发了一通火,指责她不知在哪看到的不靠谱消息,拉她来一起受罪。赵炎也很委屈,"这钱还不够我回去看筋的呢",她扯着嗓子喊,谁能知道来了是这情况?

和她们在一个小队的李丽也觉得被骗了,跟着一起嚷嚷。李丽在女工里很显眼,1米75的个头,嗓门也大,工友们都喊她"高个儿"。高个儿说,来之前,中介在直播间介绍的计酬方式是"包亩",按照拔蒜的面积算钱。她觉得自己年轻,想和几位同样年轻的工友合作大干一场,但来到后发现是按天算钱,相当于日结工。每天在酷热的天气里工作十几个小时,才拿200块钱,"肯定心里觉得有出入"。

宣传时的住宿标准也隐瞒了部分信息。她说,之前中介只是说会安排住宾馆,但没说人数,来了发现小小的房间里放两张1米2宽的小床,却要挤下4个人。有些原本的三人间则要塞下6个人。

她和那位高龄阿婆分到了一个房间,生活习惯完全不同:阿婆习惯随手丢垃圾,上厕所也不冲水,她每次都要帮忙善后;另外,阿婆睡前会用湿毛巾擦洗身体,完全不避人,她感到尴尬;到了晚上,阿婆觉得太冷,要求她们关掉空调。高个儿有点生气,没理会她,结果发现老太太一个人裹着被子一动不动,她害怕了,赶紧把温度调高。

在这里,会遇到什么样的主家,基本仰赖运气。高个儿、赵炎、郑红这个"精英小分队"一直在一起行动。在这里,年轻也是一种筛选——没人愿意和干活慢的老年人合作。高个儿的另一个室友和阿婆分到了一起劳作,她听对方抱怨,阿婆动作迟缓,但在地里也没人敢催她,为了给蒜农交差,大家只能把阿婆没做完的活平分,多拔一片。

小分队碰到的第一户蒜农是一对之前在市里做玉石生意的年轻夫妻,待人温和,每天的早饭和午饭都带一次性餐具给她们,还会买来冰镇啤酒,供她们消暑。小分队不想中途更换人家,就跟蒜农协商好,让蒜农去告知中介,把他们家的蒜地拔完再换地方。

因为是按天算钱,她们私底下偷偷协商,尽量保持统一节奏,慢点干活——在时间固定的情况下,动作慢总是最划算的。

●凌晨4点,女工们在旅馆前集合等待出工。殷盛琳 摄

●工期前几天的晚饭由中介负责,每晚都是一大盆煮菜。殷盛琳 摄

没过几天,中介就安排大家到另外的镇上做工,她们被迫离开了这家"好雇主"。女工们也不再集中住宿,而是分散到需要用工的农户家里住。

再见面时,"高个儿"还对前一晚的挑人环节心有余悸。她说,幸好她们及时察觉,敢于反抗,才争取到了这户素质不错的主顾。

中介原本给她们安排的是另一家,但那人连她们提出的"下碗面条当晚饭"都显得迟疑,"一看就很抠门",她和赵炎带头和中介吵了起来,说她们也要有反选的权利。目前的蒜农雇主,一位戴着腕表,金戒指,打扮看起来像个干部的老头很符合她们的标准。双方很快达成一致,中介没办法,只好重新划分。

但她们没有预料到的是,雇主的儿子也会和她们一起干活,相当于督工,干活就没法"摸鱼"了,只能硬着头皮快速劳作。

这天中午,气温攀升到37度,阳光像烧红的针扎下来——人在地里站一会儿,裸露的皮肤会留下灼痛的红色印记。郑红的上衣早被汗水浸透,紧贴皮肉。她不停用帽沿擦脸,避免汗水流进眼睛。为了缓解燥热,她把防晒帽用水浸湿,但很快就被晒干。她感到头胀眼花,不得不停下到阴凉处休息。田埂边的塑料水杯滚烫,水也是温热的,喝下反而令人更想吐。

熟悉的土地成了漫无边际的蒸笼,放眼望去只有连绵的绿得无聊的大蒜秧苗。即使郑红一身蛮力,说自己干了半辈子体力活,"比男劳工都有劲儿",也在酷暑面前败下阵来。

一位女工压低声音说,妈的,在这里跪着挣钱,回家要站着。

"你挣个一两千还站着了"。另一位女工大声调侃她。

郑红的另一个同乡,一位干活速度和讲话一样慢的女工,在大家抱怨一通后,慢悠悠的声音才从人群里传来,"你要找工作还是得通过他(中介),不然咋弄?自己又找不到"。她说,这几天体力上已经习惯了这种劳作节奏。她已经对疼痛本身感到麻木了。前两天因为高强度拔蒜,手掌磨出的水泡,已经被再次磨破了,脓水流出,皮肤表层塌下去,摩擦后开始变硬。

03

高跟鞋的诱惑

在蒜地漫长的一天里,女工们需要彼此聊天,才能熬过枯燥的劳作。

这天下午,大家已经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肩膀、背、腰接连"告急",行进速度也明显慢下来。一位穿黑色蕾丝上衣的女工抱怨说,如果"下辈子不托生成人就好了,就不用干活了"。另一位女工接过话茬,"托成个猪,托成个羊,还不如人呢,人家叫你吃啥你吃啥。得托成大熊猫,就有人保护了。"

"女人怀孕的时候也是大熊猫,结果之后呢?"同排拔蒜的阿姨调侃。

地头解乏的酸笑话,让大家接连感慨起命运来。赵炎默默听着,末了说,她谁都不怨,现在的遭遇都是自己的选择。她在拔蒜队伍里算年轻人,80后,但面孔却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话也少,套一件迷彩服就钻进蒜地,弯下身子淹没在成片秧苗里。

如果真有命运安排,那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是她自己推动的。赵炎说,她人生的转折点在于没有躲开"高跟鞋的诱惑"。

初三下学期,中考前,她见到辍学外出打工的朋友回村,穿得可体面,脚上是当时最时髦的高跟鞋。她还在念书,穿朴素到土气的校服,每天骑着只有链条没有挡瓦的破自行车到镇上上学,除了学习还得"吭哧、吭哧"准备体育考试,练习仰卧起坐。那双高跟鞋让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赵炎说,当时她在班里成绩不错,闹退学时,老师找到家里来,劝她去上学,她远远看见,躲了起来,没敢跟老师直接见面。她铁了心要去打工。父母拗不过,放她去了许昌腐竹厂。当时她才15、16岁,连身份证都没有。

拿到第一笔工钱,她就给自己买了双黑色高跟鞋,粗跟,大头。但穿上就开始感到后悔,"还没我的球鞋得劲呢",她说。同样和想象相距甚远的还有外面的世界,工厂太累了,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她会偷偷抹眼泪。出门大半个月,父亲去看过她一次,问她在厂里能不能干下去?言外之意是,想劝她回去读书。她心里很想回学校,但嘴里死不承认,"因为那(退学)是我自己的选择嘛,死要面子。"

两个多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下去,灰溜溜回了家,但已经错过了中考。回头看,她说,可能再回课堂也坐不住了,"心已经静不下了"。

之后的许多年,"高跟鞋"似乎越来越遥远。她和那个时代的女工们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年轻时在各个工厂之间流转,流水线上的物件各异,但工厂制度与生活并无差别。消耗几年青春,到了年纪,被父母要求回乡相亲,和条件差不多的陌生男人组建家庭,赵炎接连生了三个小孩,分别是女儿、女儿、儿子。

●广西某电子元件加工企业车间。图源东方IC

赵炎出来拔蒜这几天,在县城寄宿读高中的大女儿趁周末回家给她打了电话。她说自己"干活都更有力气"。今年开始,高中开始强制实行双休,女儿总是挤不上回村的公交车,她为了照顾孩子,只能辞工待在家里;没想到在广东打工的丈夫也被迫回乡,他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倒闭了。赵炎和丈夫做了轮换,赶在麦收之前这几天出来干点农活。

然而,有些女工被家庭、母职及老人缠绕在村庄和农田,连外出打工都成为奢望。郑红说,她羡慕赵炎的人生,起码在年轻时去过那么多城市,工厂,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人。而她却被框在了原地。

郑红是家里的长女,母亲身体不好,干农活吃力,她早早辍学帮忙分担压力,也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每次她想外出打工,都会被母亲找各种理由拦下来,即便只是去家附近的郑州,母亲都不同意。之前有次她已经找好了一家筷子厂的工作,因为母亲的反对,她临行前不得不打电话跟人家道歉,去不成了。

大部分时候,郑红只能围着家里几十亩地打转。农活之外,她常年在村庄附近的工地打零工,给别人递砖块,她说自己比工地上任何一个男劳力都更能吃苦。她靠卖力气撑起了自己的家,供养两个孩子读完大学,帮儿子挣彩礼组建家庭,为他在郑州的新房交上了首付。

但她的身体留下了不可挽回的损伤。郑红的背和腰有不同程度的劳损,患上过子宫囊肿,在多年的忍耐后做了手术,现在身体不再能承受高强度劳动,过于劳累就会出现低烧。

"高个儿"李丽在西藏做了多年生意,经常在各地跑货,卖手工艺品、玩具。她能开体积庞大的厢货车走蜿蜒的山路,胆子很大。但最近几年,她缩减了跑货的频率,每年有至少半年时间待在河南周口老家,"这几个老的要多陪陪他们,陪一天少一天"。她的父亲有肾脏的毛病,母亲也到了岁数,都需要她来照顾。

04

土地总会收留被淘汰的人

在江苏邳州,这个以种植大蒜撬动全域经济的县级市,每年夏天都相当热闹。从河南、山东、安徽涌入大批外省劳工,当地工人也到了一年里活计最多的时节。

凌晨3、4点,天际稍泛青白,镇子的零工市场上就挤满了人。有跟随劳务公司的"正规军",也有像刘保平这样的散工。他是安徽人,听别人提到邳州有拔蒜的活,给的工价不错,在短视频平台上搜了地点,拎上几件衣服就赶了过来。

刘保平53岁了,进厂也勉强,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干点活。郑红比他小1岁,原本也是工地常客,但自从"清退令"(从2019年开始,多地陆续发文,对建筑企业招录和使用超龄农民工作出管理和限制。例如上海,明确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业。)在各地炒得沸沸扬扬,作为女性农民工,她成了超龄人员。刘保平的许多年长工友也失去了工作机会。

刘保平也在其他农户家拔蒜,除了零工,他还摆摊卖水果,凌晨3点多就开始劳作。他自称去年被一个大他8岁的女人骗婚了,对方还拿走了7万块钱,是自己攒了十来年的打工钱。

他想把这笔钱挣回来。到邳州后,他没有劳务中介安排住宿,就住到当地零工市场上的铁皮棚子里。篮球场那么大的棚子,晚上只有微弱的光源,大家铺开被褥席地而睡,垃圾没人清理,扔得到处都是。

雇主老汉就是在市场上找到的他,女工们拔蒜、剪蒜,但力气有限,他需要刘保平这样的男工来装车。把剪好的、大袋的蒜头搬运到车上拉回家,以备晾晒。

老汉说,他们家种了20多年大蒜,最早他开车直接去安徽那边拉人来干活,后来镇子、县里都有了零工市场,按照天气、供需,每天的工价都不一样。最近几年当地流行起劳务中介,为了省事,他们就跟中介签合同用工,"不高兴我们当天就换掉(工人)"。

这些年工人的价格涨幅并不大。他说,十多年前,他去安徽拉工人时开出的价格是一天160~180元,现在去拉人最多给到220元。

中介海涛说,最近几年工厂效益也不好,订单少,很多厂子为了缩减成本,对招工年龄的管控缩紧,一般要求45岁以内。"那些卡年龄的厂区已经把这群阿姨淘汰掉了,她们进厂是进不去了。"

●邳州当地农户的蒜地分散,女工们需要不断更换地点。 殷盛琳 摄

工厂曾经是开放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留过这群女工的青春。许芳51岁,从17、18岁左右,就开始了打工漂流。她加入的第一家工厂是威海海带厂,主要工作就是晒海带。那时候还没有如今的机械化,都是男工人力摇船,把捞到的海带运到沙滩上,"吧唧"用刀一砍,女工就开始晾晒。

晒海带回乡后,她很快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直到把老二带到2岁半,才再次出发去了广州,跟堂嫂、堂姐一起去一家毛织厂,织毛衣和羊毛衫。那是1990年代的后半段,"广州正是发展的好时候"。那个高楼林立的大城市,被无数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打工者称为"机遇之城"。丈夫留在家照顾孩子到读小学后,许芳两口子又一起到南方工厂打工。

许芳的青年时代在各个工厂之间流转消磨:电子厂、鞋厂、毛织厂、灯泡厂、空调厂,打工版图横跨半个中国,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都曾留下过她的劳作痕迹。当然,广东是最主要的"根据地"。那些年里,她从一个只有二年级文化的农村人,见识到城市究竟有多繁华,以及异乡的人心有多复杂。

在那个招工需求旺盛的年代,她的二年级学历可以被包容,年轻是明确的优势。但现在,工厂也需要人有文化,许芳成了"没文化的老年人",被淘汰了;以前很多厂子也优胜劣汰,她待过的一家鞋厂,先是搬去了福建,后来听说效益不佳倒闭了。

另一位在工厂漂流多年的女工说,她年轻时去过当时的"大厂"伟力高,一家成立于1993年的港资玩具厂。当时厂里有很多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她们同样年轻,同样身处异乡,领到工资后会到平湖的街道上购买各种好吃好玩的。

她们坐在流水线上给橡胶玩具做组装,做完的玩具会出口到遥远的欧洲和美国。当时,每个人都以为这家"大厂",会像流水线一样永不止息,谁知随着深圳推动"腾笼换鸟"战略,低端制造业开始转移,2020年左右,伟力高及几家同期玩具厂共同撤离了平湖。当然,她早就离开了那里,回到老家结婚生子。

许芳说,现在好的工厂招工最多放宽到46、47岁,要求也多,她已年过50,只能凭过去的打工经验找点熟悉的小厂。她不会拼音,键盘机的时代靠打电话,如今全靠微信语音。每加一个新人,她都会先发一个语音条,不是自我介绍,而是介绍对方作为备注,"你是XX",避免对不上号。

一家浙江的橘子罐头厂老板是她微信里最重要的人之一,对方仍愿招她进厂工作。当小时工一天150块钱,计件制多劳多得。她以前都是按计件拿钱,这两年许芳觉得自己速度下降,比不上年轻人了,开始主动要求做小时工。

但罐头厂每年只在用人高峰时才会对她"网开一面",平常不需要那么多人。近几年,许芳基本9月半时候去,干到腊月间,回来不耽误过春节,已经相当满足了。

只有熟悉的土地对她们没有挑选,干农活也永远是她们打工清单上的保留项目——无工可做时,土地会收留她们。

05

在四季的土地之间

女工们在农闲的间隙外出务工,但生活的轴心仍然是家庭。一旦家里出了事情,她们得确保随时回去,只能做工期灵活的短工。

不止一位女工提到,支撑她们的最大动力是子女的未来——女工们都对自己的孩子抱有期待: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去大城市干净明亮的办公楼里工作。不要重复她们的工厂命运,更不要回到土地,在毒辣的日头下劳作。

读书是下一代最显而易见的跃迁路径。但在人口大省河南,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如今读书也竞争激烈,且不再承诺光鲜未来。

为了能让小孩专心读书,赵炎之前一直做陪读妈妈,女儿到镇上读初中时,她跟着去学校打工,在食堂当做饭阿姨,每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现在女儿到了县里最好的高中,说什么都不让她跟着了,觉得她"冒犯了自己的自由"。赵炎觉得女儿怕自己丢人。她有点伤心地说,之前刷短视频,看到人家拍成人礼仪式,有个高中生的妈妈是残疾人,拄着拐杖,但那个学生理直气壮地走到妈妈身边,接她一起走红毯。她说自己也很期待,女儿会不会在成人礼那天,邀请自己一起走"成人之门"。

她做梦都想三个孩子能上好学校,不要像自己错失教育的机会。赵炎说,当时成绩不如她的男生,后面读了中专,从师范院校出来,成了闺女学校的老师。这件事像石子一样硌着她,每次女儿有懈怠,她就会说,"你可不能走我这条路。"

●阿婆从家里带来了一兜子药。 殷盛琳 摄

●午休时刻,女工们靠啤酒、短视频和家里来的电话解乏。 殷盛琳 摄

但女工们自己倒坦然接受了回到农活行列的现实,毕竟在农村,能"出去找活"就意味着劳动价值和见识。她们将自己的四季根据作物工期划分得很清晰——每年3月初春,郑红都要去浙江或安徽采茶叶;20天左右的工期结束后,她回家做点零活,有时去附近饭馆给人家端盘子,空闲了也会走远一点,去临近的山东给人家的果园拔草。

夏天,是来江苏拔大蒜的时节,工期很短,回去正好赶上收麦子。等忙完麦子,她就要到甘肃或青海摘枸杞,工期一个月左右;到冬天如果还想出门,可以去摘辣椒,干完回来就进入腊月,可以开始准备过年了。

郑红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满意,觉得当时太仓促,任由家里人安排,年纪到了就着急结婚,选的人不对。她不想女儿也这样,所以即使女儿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工作也稳定下来,在农村的观念里已经算"大龄剩女",她也坚持不催婚。"我想让她找个自己喜欢的,满意的。"生活的重量郑红更愿意主动接到自己身上。

她向工友炫耀自己的防晒帽、项链,都是女儿给买的。每天到了午休时间,女儿的电话总是第一个打来,和她有说不完的话。郑红说那是她干活最好的动力。

这么多年,她很少有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刻。有次儿子花2000块给她报了去桂林的跟团游,跟她去摘茶叶的工期撞了,她怕耽误干活,硬要退掉,儿子很生气。她说自己有点后悔,都没体验过正经的跟团游。之前仅有的几次旅游,都是因为要给家里的几十亩地进化肥,厂家安排去考察,顺便请她们到景区玩一玩。邳州临近山东枣庄,有著名的台儿庄景区,她之前考察化肥产品的时候就去那里玩过。

对68岁的阿婆来说,这样的零工农活就是她的"旅行"了。活了大半辈子,她最远去过的地方就是太康县城,去帮忙照顾孙子。直到今年春天,她才第一次出了远门,跟着一个大队的街坊,去南京摘茶叶。当时也是坐了好远的大巴车,她说,一下车就是和河南景色完全不同的南方了。后来她听人家说,茶园里连片的、分层的斜坡叫丘陵。这次来邳州拔大蒜,已经是第二次出门,阿婆说自己一点都不害怕,新鲜得很。

阿婆每次出门前都要跟孩子吵架,不让她瞎折腾,最后还是她家老头发了话,"俺老头说,你妈一辈子在家,再不去都去不了了。"孩子们就没再拦着。

拔蒜开始的第五天傍晚,女工们干完活回来要赶紧收拾行李,她们得分到新的农户家里去了。阿婆佝偻着腰,行动缓慢地收拾她的背包,她首先收好的是写着村镇卫生院地址的塑料袋,里头各种药,都是她日常吃的。阿婆心脏不好,腰和腿都有劳损。"一年光吃药都不知道多少钱。"

虽然几天下来身体极累,但她相信自己一定能撑过去,熬完这个工期。上次去南京摘茶叶,她瘦瘦小小,最后拿到了1460块工钱,"比有些年轻人都摘得多",阿婆骄傲地说。

夜幕低垂,晚上8点,面包车挤得满满当当,旅店却几乎全空了。杂乱的地面上遍布泥渍、脚印与垃圾,空气里有经久不散的大蒜味儿。在入住的几天里,旅店没做任何清洁工作,打算等她们走了再清理,"反正每天都很脏"。

老板说,今年的热闹算过去了,他的旅店开始等待下一个夏天。

(注:除赵炎、刘保平、海涛外,其他人物为化名。蔡家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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