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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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倍贝
指导教师｜张洋
编辑｜吴筱慧
编者按：
《哪吒之魔童闹海》（下简称《哪吒2》）密钥于6月30日23:59正式到期。当天，《哪吒2》微博发布哪吒与敖丙人偶在电影院里挥手告别的视频，并配上了字幕：“在故事的最终，电影还是会散场。这场绝无仅有的相遇，回忆如暖流，幸与你同游。”
此前，《哪吒2》密钥已延期四次，至今上映时长达到了153天，全球票房已突破159亿，成功挤入全球影史票房榜Top5。
近年来，中国动画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研普华研究院撰写的《2024-2029年版动画产品入市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动漫产业总产值突破了3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29年，市场规模将有望突破4700亿元。而《哪吒》系列的爆火，如同一剂强心针，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动画IP崛起的可能，更证明了国产动画的巨大市场潜力。
与此同时，资本涌入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技术的迭代也迫使职业能力不断升级，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国动画行业正经历着“破茧”的阵痛。
大小厂的 “岔路口”
2017年夏天，大三在读的周向阳把自己制作的《大圣归来》同人短片传到 B 站，弹幕里满屏的 “太太太强了” 让他红了眼眶。那时他的书桌上摆着宫崎骏手稿集，手机相册里存着《蜘蛛侠》动漫的分镜，笔记本里写满创作灵感。自小学起学习建模、专业能力出众的他，大学毕业后便进入腾讯工作。
然而现实却给他了一记重拳。周向阳以为，进了大厂就能立刻投身电影级视效制作，直到连续三个月只负责给角色衣物逐帧调色之后，他才逐渐看清：在庞大如精密机器的“流水线”上，新人往往是从最基础的“螺丝钉”环节开始的。
“原本以为要造火箭，实际上是在打螺丝。”周向阳苦笑着自嘲。入职三年，他的工位抽屉里一直藏着未完成的原创动画草稿——那是大学时和室友构思的“敦煌飞天”IP。
同样在大厂里“温水煮青蛙”的还有李明轩。李明轩所在的动画公司是国内排名前十的头部大厂，环境体面，流程规范，但他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精密零件——稳定，却也被固定死了。“想学点新东西真的很难。”
李明轩公司的工作环境
创新和改变意味着打破既定的高效运转，而“高效”才是大厂的命脉。核心骨干们早已习惯这套成熟但老旧的流程，一旦涉及新知识的学习，必然会带来诸多不便与痛苦。他曾提议尝试一个新软件，但老员工没兴趣，领导更不支持：“学新东西耽误工期，空档期谁来负责？”
李明轩发现，许多公司至今仍在使用2018版本的Maya软件来制作三维动画，技术迭代更新十分缓慢。
李明轩在做动漫练习
实际上，除少数真正专注于创作的公司外，其余大多都处于“打螺丝”的状态：角色设定由甲方敲定，大部分剧情和角色设计与动画师无关，动画师更多承担的是制作与执行任务。若想追求艺术表达、拥有创作话语权，只能单干——选择自主创业或转型导演。
吴栩清曾是大厂“围城”里的一员——某大型公司的动画制片。大厂如同高度专业化的机构，吴栩清仅需与动画师、绑定师等动画行业内的专业人员对接工作，让她感觉“能力在锈蚀”。她决定赌一把，跳槽到一家初创动画工作室。
在新公司，她不再是制片，而是“六边形战士”：和编剧磨剧本、同资方洽谈、参与分镜设计、把关原画、协调外包，甚至还要参与运营。“每天都是新的挑战，像重新上了遍学。”吴栩清说，虽然累，但小厂给了她在大厂难以企及的舞台宽度和创作参与感，“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不过，大部分小公司的处境并不乐观。
凌晨一点，无锡的写字楼里，建模师林峰揉了揉干涩的眼睛，屏幕上的三维模型轮廓开始模糊。这是他本周第四次熬夜。在这家动画影视外包公司，工资没有提成，扣除五险一金，他每月到手3800元。十点下班是“福报”，通宵是家常便饭。他曾试图准点下班，却被老板意味深长地叫去谈话：“最近是不是交了女朋友？”
真正击垮他的，是和建模组组长的一次“约谈”。28岁的组长，拿着近2万的月薪，头顶却已植发两次。作为组长，全组的压力都汇集在他身上，需要负责协调甲方需求、审核全组模型，还要处理代码和动画问题。谈话变成了组长的诉苦：“我现在刷抖音两分钟就焦虑，必须回公司加班。”
林峰的公司在疫情中（左）和疫情后（右）的工作差距
大厂是“枷锁”，头部企业拥有顶级IP和资源，但动画师们的创意力，却被困在成熟的生产流程里；而中小厂是“赌局”，虽能提供更多创作自由度，却普遍面临管理混乱与严重加班问题。在两种风险间艰难权衡的动画师们，无论选择哪条路，都难言轻松。
“剥洋葱”的外包困局
中国动画产业长期以“分包协作”为主，外包公司承担了从特效、建模到角色设计等环节的大量工作。根据《中国动漫外包行业市场发展前景及发展趋势与投资战略研究报告》，2024年中国动画外包市场已攀升至253.8亿元，且产值持续上升，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450亿元。
对于大型动画企业而言，选择外包服务更多是基于制作周期的考量——通过将各集动画同步派发给多家外包团队开展并行作业，实现产能最大化与周期压缩。而初创动画公司或小型工作室受限于团队规模，通常会将前期策划、剧本创作等核心环节在内部完成，随后通过外包形式实现项目落地。
“公司只有在人力不足或需要聚焦核心项目时，才会将少量非关键环节外包，其余工作都尽量内部消化了。”动画实习生李明轩这样解释公司的策略。若所有制作环节均由内部团队承担，其资金投入与人力成本将呈指数级增长。
外包策略虽能降低企业成本，但外包成品质量往往参差不齐，反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预算。在初创动画公司项目总监王磊看来，外包就像“开盲盒”。“个人与团队外包的制作水平不一，再加上大家使用的软件五花八门，返工修改的时间甚至超过自己做。”
“层层转包”的运作模式往往伴随显著的成本剥削。一位业内老板透露，某头部厂商发包的30万级项目，经过二道转包，末端承接团队最终到手的制作费可能缩水至5万-8万元区间之内，仅为原始报价的六分之一。
这种高度依赖“分包协作”的模式，折射出中国动画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华东师范大学徐坤副教授指出：“中国动画产业整体处在全球动画产业链条的中下游，‘代工’或‘外包’工作具有‘小时工’性质，主要负责处理一些低端的制作内容，无法参与到核心创意工作与重要管理团队中去。”
在外包行业的低利润生态与层层分剥下，基层动画师的生存图景更显残酷。前动画师陈燃在徐州某外包动画公司工作时，绩效工资按照每个月做的动画秒数来计算，每秒60元。如果没有完成当月100 秒的KPI，公司就会把3000元底薪扣掉，动画师们只能拿到1000到3000元不等的绩效工资。
对于动画师而言，每月100秒的任务量和强度其实很大，陈燃必须一天工作近十七八个小时才能完成。加班最严重的时候是年底，一周要通宵三次左右。有一次陈燃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晚上12点，连续工作接近40小时，“整个人都是轻飘飘的”。
通宵工作后的早上七点，陈燃的工位
熬夜的代价反映在身体上：肥胖、颈椎病、高血压、脱发……建模师林峰工作半年胖了17斤，黑眼圈连睡两天都消不掉，扫地时总能扫出一把把脱落的头发；陈燃熬出了高血压和腰椎病，同事因为熬夜患上心脏问题，时刻备着速效救心丸。除了工作，陈燃很少能有自己的生活。“难得休息的时候也是在家睡觉，一睁眼睛一天就过去了。”
最煎熬的是甲方公司反复要求修改：剧本全改、分镜全换，然而甲方改稿并不计入工作量。陈燃团队在制作一部S级国漫项目时，已通过平台审核的镜头被总导演推翻，团队只得推翻大部分镜头重新制作。“一分半的片段，怎么改都不通过，磨了一个多月，改了20多次”，最终团队没有收到分文补偿。
陈燃参与制作的动画《倒霉熊》片段
同时承接这份压力的，是同样在夹缝中求存的外包公司管理层。某外包公司的项目经理李经理透露：“甲方爸爸一句话，项目款就可能卡住甚至飞掉。小公司的现金流紧张，一个项目黄了，可能工资都发不出。有时候明知不合理，也只能硬着头皮让团队顶上。”他坦言，公司也曾尝试拒绝不合理的修改要求或争取合理补偿，但结果往往是失去后续合作机会，“在僧多粥少的市场里，我们没有太多议价权。”
围城与星火
2018年秦琪刚入行时，在分镜本扉页写道：“绝不做只迎合市场的垃圾。”她曾为了一个花瓣飘落的镜头，研究了整整一周真实植物的运动轨迹，还被前辈笑 “太理想主义”。
秦琪对于工作最深的感触，便是剧本过度迎合市场需求，创作者往往无暇精心打磨作品。秦琪曾因坚持追求更高的创作质量，遭到公司老员工的排挤。当热爱成为工作燃料，而工作无法反馈成就感时，她常常会陷入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
彻底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她负责的恋爱番被老板强行加入机甲战斗元素，使得原本完整连贯的剧本变得支离破碎。秦琪说，老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拓展受众群体，然而事与愿违，不仅未能吸引新观众，反而流失了原本的目标受众，导致作品播放量惨淡。
交稿那天，她看着自己画的分镜从“樱花飘落”改成“机甲爆炸”，突然想起大学老师说的一句话——“分镜是导演的眼睛”。完稿后，秦琪提交了辞呈：“在这家公司我看不到对动画的热爱与专业追求，所有人都急于赚快钱，没有人想提升动画的质量。”
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24动画行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76.3%的动画专业学生因“热爱国产动画”而选择该专业，但工作三年后，63.8%的从业者表示“不会再主动观看动画”。
“我现在就像燃烧的木堆里落出的火星，落入了另一片即将燃烧殆尽的草地。”这是李明轩写在日记里的话。
动画师们的热情，就像篝火中的火星，在现实的风中明灭。而从业热情的褪去，带来的是不断攀升的人才流失率。据《中国动漫产业人才白皮书（2024）》，动漫行业年均人才流失率达21.7%，是互联网行业的1.8倍。其中基层画师工作三年留存率仅38.2%，绑定师（给三维角色装上“虚拟骨架”，让其能做出各种动作的动画制作人员）、特效师等核心岗位流失率高达43%，而转行者中67%都流向了游戏行业。周向阳的大学班级里，原本40个学动画的同学，现在只有11人还在相关行业内，其中7人还转做了游戏外包。
在动画师的微信群里，“转行”也成了高频词。陈燃在2024年6月彻底告别了动画公司，投身搞笑短视频二创工作。在新工作中，他无需再通宵加班，每天只需工作不到7小时，生活状态轻松了许多。分镜师刘一桉则选择前往加拿大攻读影视特效学位，打算毕业后留在北美发展，同时尝试成为一名Youtube动画长视频博主。前动漫编辑汪月在成为一名妈妈后，为了平衡工作和家庭，也离开了动画行业。
动画师的无奈，本质是行业结构性矛盾的缩影。某上市动画公司制片总监付盈强表示，当前行业困境在于：新人大量涌入，资深创作者却不断流失，企业缺乏稳定的核心创作团队。在盈利目标的驱动下，一切生产活动都围绕商业利益展开，最终导致创作质量与时间投入难以平衡。
长期关注并研究动画产业生态的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徐坤则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宏观视角的产业规模庞大，掩盖了产业链前端动画师价值被低估的现实。”
汪月2018年从吉林动画学院毕业，成为一名动漫编辑，曾多次参与国际优秀动漫从业者的交流活动。交流会上，大家纷纷自豪地展示自己国家的世界级IP和获奖作品，而身为中国人的汪月却觉得“如坐针毡”。在向国外同行推荐中国动画时，她发现自己“张不开嘴”，“中国没有像漫威宇宙那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IP。”
这一窘境曾让行业人反复叩问：“中国动画的位置在哪里？”
现如今《哪吒》系列的爆火，如同穿透迷雾的光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动画IP崛起的可能。怀揣热爱的新人正被行业繁荣图景吸引而来。制片总监付盈强表示，2025年电影《哪吒2》的成功势必会吸引更多投资商，带来大量资金注入，促使动画行业涌入更多新鲜血液。
面对重重挑战与机遇，徐坤副教授认为，动画绝非仅凭兴趣就能支撑的事业，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耐得住寂寞，并对行业的现实生态有清醒认知。“动画注定是一个需要苦心经营与多年积累的行当。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动画家，必须目光长远、与时俱进、破釜沉舟。最后，只欠东风。”
当前的产业政策支持和资本关注，是难得的‘东风’。徐坤认为，“能否乘势而起，最终取决于从业者能否抓住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及行业能否建立起更健康、更尊重创作价值的生态链。”
当被问起什么样的人适合动画行业，绝大多数从业者的回答都是：想要在这一行业长久地坚持下去，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足够的经济基础，二者缺一不可。林峰想告诫新人，不要仅凭一时的热爱就盲目踏入这个行业。“如果你觉得你的热爱足够强大，请不惜一切代价去让自己进步，努力进入顶尖的状态。”
林峰始终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目前，林峰在老家工厂的工作相对轻松，这让他得以抽出时间钻研AI技术，还报名参加了线上培训课程。
林峰接单为用户制作的AI转绘作品，将真人形象转化为某动漫游戏风格
同样努力追赶行业前沿脚步的，还有李明轩。他会使用Stable Diffusion（SD）生成背景，还经常利用AI进行动画练习。遇到画面表现力不足的情况，李明轩就会借助AI工具，为作品添加丰富的特效。“每时每刻都要学习，跟不上就要被淘汰。”
李明轩参与制作的动漫《完美世界》片段
李明轩对动画行业的情感依然矛盾。实习生微薄的工资不足以支撑生活，他便靠兼职摄影补贴日常。“等实在走不动了，再停下来歇歇。”支撑他走下去的，是那份未曾熄灭的初心。
夕阳透过百叶窗，照在周向阳未完成的敦煌草稿上，灰尘在光束里飞舞。他刚收到猎头电话，问要不要去做房地产动画，“钱是现在的两倍，不用改稿”。挂了电话，他盯着屏幕上不知第几版的改稿，突然想起大二那年，自己在宿舍熬了三天三夜做的《大闹天宫》重制版，虽然只有 15 秒，却在学校电影节拿了最佳视觉奖。那时台下的掌声，好像还在耳边响着。
（应受访者要求，除徐坤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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