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早稻田大学教授渡边义浩的《〈论语〉：孔子的语录是如何形成的》（『論語』：孔子の言葉はいかにつくられたか，讲谈社，2021年）虽是面向普通读者的读物，但内涵相当丰富。该书着重探讨了《论语》的成书过程，后半部分对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等作了深入浅出的解说。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取其一瓢，稍作介绍，更多精彩的内容，还得阅读原著。
《论语》是谁编的
关于管仲，《论语》中孔子的意见很不统一。有一阵子，孔子对管仲推崇备至，极力褒奖他辅佐齐桓公的功劳，甚至赞之以“仁”，毋庸置疑这是至高无上的美誉（宪问篇）。又有一阵子，孔子对管仲左看不顺眼，右看还是不顺眼，直斥“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篇）。
《论语》中如此显著的前后矛盾，该如何理解呢？
这就涉及《论语》的成书问题——《论语》是谁在什么时候编纂的？
围绕这个问题，历史上产生了种种说法。一代大儒郑玄认为，《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仲弓（冉雍）、子夏（卜商）等人合作的产物。皇侃则主张是“七十弟子门徒”，即孔子的徒子徒孙编纂的。众所周知，“子”是敬称，而《论语》出现过曾子（曾参）、有子（有若）、冉子（冉求或冉有）、闵子（闵子骞或闵损），因此有人认为是这些“子”的弟子，即孔子的再传弟子编了《论语》。唐代中期的柳宗元则将编纂者限定为曾子、有子的弟子。
《论语》在日本的受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东瀛的儒者自然也会讨论《论语》的成书问题。江户时期的大儒伊藤仁斋在《论语古义》中认为，《论语》前十篇和后十篇有很大的差异，于是他将前十篇称作“上论”，且成书时间较早，后十篇为“下论”，属于补遗性质。另一位大儒荻生徂徕对《论语》也别有见解，他的弟子太宰春台主张“上论”是琴牢（牢曰篇）编的，“下论”是原宪（宪问篇）编的。
众说纷纭的结果往往是莫衷一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不执着于“编纂者”的问题，或许距答案更近一些。我们都知道，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古书并没有明确的“作者”的概念。《论语》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编的，而是成于众人之手，大体可以认为是尊奉孔子为祖师的学派（儒家）历经岁月逐渐完成的。
《论语》书名的来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曰”有如下一段话：
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这段话中的“论言弟子籍”和“论语弟子问”是什么意思呢？
结合金德建《论〈史记〉“论言弟子籍”“论语弟子问”即指〈论语〉》（收入《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和日本学者和顺《〈史记〉所见〈论语〉小考》（《中国哲学》第24号，1995年），渡边此书中作了如下解读。
《论语》没有“弟子问”篇，甚至没有出现“弟子问”一词。因此，“论语弟子问”应当读作“《论语》和《弟子问》”。如此，“论言弟子籍”亦当读作“《论言》和《弟子籍》”。也就是说，司马迁是以《论语》（即“论语”“论言”）和孔门弟子名簿（即“弟子问”“弟子籍”）为素材撰写仲尼弟子列传的。由此可知，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前期，《论语》还不是固有名词，换言之《论语》一书尚未定型。顺便一提，《史记·封禅书》征引《论语》时称作“传曰”，《汉书·外戚传》引《论语》也称作“传曰”，这应该跟汉宣帝时期规定《论语》叫作传有关。
东汉章帝时期，班固《汉书·艺文志》记录了《论语》名称的由来：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
《论语》的传承
不仅如此，《汉书·艺文志》还记载了《论语》的传承谱系：
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综合相关信息，可知到了西汉后期，有三种《论语》传世，即《齐论》《鲁论》《古论》。其中安昌侯张禹解说的《论语》最后出，也最为流行（简称“《张侯论》”）。根据《汉书·张禹传》，《张侯论》原本属于《鲁论》的系统，不过他还向“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将《齐论》和《鲁论》对校。为了给年少的成帝讲授《论语》，张禹不仅修改《论语》的“章句”，还修改《论语》的“文”（文本）。由于《张侯论》大行其道，郑玄以此为基础执笔《论语注》，而后《论语》基本定型。到了南宋，随着朱熹《论语集注》的普及，《论语注》便散佚了。
书中认为，孔子之后，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儒者最重要，一位是朱熹，另一位是郑玄。他们两人都为儒教各种经典加以注释，影响深远，分别是“近世中国”（宋-清）和“古典中国”（汉-唐）的代表。郑玄集“古典中国”儒教经义之大成，朱熹则展示了新的“近世中国”的面貌。郑玄《论语注》和朱熹《论语集注》可谓《论语》的两个系统。朱子之后的注释，可归为“新注”。新注的特点是从理论上探究儒教的精神。在此之前的，则归为“古注”。古注以训诂学为基础，侧重经文的解释。而古注中最具思想性的，要数郑玄《论语注》。
如上所述，本书的重点是考察《论语》成立的过程，特别是“古注”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讨论这个问题时，绕不开两个划时代的假说，一个是武内义雄提出来的，一个是津田左右吉所构想的。
武内义雄的假说
武内义雄（1886-1966），字谊卿、述庵，早年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师从狩野直喜，毕业后曾在大阪怀德堂担任讲师，后赴东北帝国大学新开设的法文学部出任中国学第一讲座（中国哲学）。受王引之等清代考证学的影响，武内运用训诂学、校勘学的方法，以及富永仲基的“加上说”，研究《论语》《老子》的成立过程。
武内义雄的《论语之研究》（岩波书店，1939年），特别关注《论语》重复的章节。或者可以说，武内是以重复的章为线索，探究《论语》的成立过程。譬如，学而篇第三章和阳货篇第十七章都是“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然而，传到日本的《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阳货篇都没有这一章。或许是意识到该章与学而篇第三章重复而删去了，但具体缘由不得而知。
再看一例：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篇第三章）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先进篇第六章）
不同的人问孔子同样的问题，孔子作同样的回答，而且都被记录下来，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显然很低。要么，孔子的弟子误记了提问者的名字。这是一般的解题方式。武内义雄则另辟蹊径，提出了崭新的假说。武内认为，《论语》是由四个单元构成的。像上面所举的“弟子孰为好学”，在《论语》一书中是重复的，但在单元里并不重复，因此合并时没有删去。也就是说，重复是从来就知晓的。《春秋繁露》“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焉”，即孔子认为重复的部分自有优胜之处。为增加假说的说服力，武内引用了孔夫子这句话。
武内凭什么认为《论语》由四个单元组成呢？他的根据主要来自东汉王充的《论衡》。该书正说篇有如下一段：
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剌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织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抄本时代的古书难免会有鲁鱼豕亥的问题，这段话就是一例。比如第一句，自孔子旧宅墙壁取出古文21篇，齐鲁2篇，河间9篇，21+2+9=32，不可能是“三十篇”。于是，出现了种种解释。A说——“鲁”为衍字，“九”应为“七”，如此《古论》21篇，《齐论》2篇，河间7篇，得30篇。B说——“二”为衍字，如此“齐、鲁、河间”9篇，加上《古论》21篇，合计30篇。还有怀疑河间版《论语》真伪的。（参阅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2017年）
接着，第二句“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也有各种解释。刘宝楠质疑：既然汉昭帝的女儿都能读《古论》，为什么博士反而觉得“难晓”呢？有人则怀疑“女”字有误，武内义雄即认为“女”当作“始”——汉昭帝的时候开始得读《古论》二十一篇。
回到第一句话，武内的解释接近A说，但微有不同：古文二十一篇，齐鲁二篇，河间七篇。武内为什么采取这种解释呢？这跟他的《论语》四阶段成立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武内看来，现行的《论语》二十篇由“河间七篇本”、“齐论语七篇”、“齐鲁二篇本”，以及后出的“子罕篇”、“季氏·阳货·微子三篇”构成，且大体按照这个顺序组合成书。下面分别看看这四个单元的情况。
首先，“河间七篇本”，以鲁人曾子为中心编纂而成。具体篇目有：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这七篇与曾子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子思子四篇（《礼记》中庸、表记、坊记、淄衣四篇）、《孟子》七篇相似的章节很多。依武内之见，这是曾子·孟子学派传下来的孔子语录，并推测它是最早的《论语》版本。
其次，“齐论语七篇”，以子贡为中心编纂而成。具体篇目有：先进第十一、颜渊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宪问第十四、卫灵公第十五、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在这个单元中，“孔门十哲”没有曾子，曾子被批评为“鲁钝”，因而武内义雄认为这是子游·子夏派（齐人）所传的孔子语录。
再次，“齐鲁二篇本”，即孔子的言行录，包括学而第一、乡党第十。这是子贡派（齐）和曾子派（鲁）折衷的结果。
最后，“子罕篇”（第九），是后人从各种材料中捡拾孔子的话，附在“河间七篇本”之后的。“季氏·阳货·微子三篇”（第十六-第十八），是战国末期的人们追加在“齐论语七篇”之后的，是最新的部分。
武内义雄的这个观点，可以解释《论语》为什么存在重复章。毕竟，重复章在他设定的四个版块中并不重复。总而言之，武内的假说可谓别出心裁，但也有缺陷，并非定论。比如，津田左右吉就提出了新的假说。
津田左右吉的假说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的开山，二十世纪日本代表性的历史学家、思想史家。基于文献学，从事彻底的文献批判，解构上古至汉代的中国古代思想，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这是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征。1946年，津田在岩波书店出版了《论语与孔子的思想》。
津田此书没有采用西汉刘向、刘歆《七略》、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确立的“诸子九流”的框架。津田认为，墨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区别并不是他们本人自觉提倡的，而是刘向、刘歆整理宫中图书时的分类。实际上，诸子的文献是相互纠缠，紧密难分的。不只儒家，墨家、法家、道家也记载孔子的言行。
与武内义雄不同，津田认为应该按章来详细检讨《论语》。此前荻生徂徕在《论语徵》中指出，《论语》中的话并不都是孔子的原话。津田在此基础上强调，《论语》大约五百章，记录孔子本人言行的篇幅不到一半。超过半数的章节，是编纂者假托孔子表达自己的想法。《论语》二十篇，越靠后的篇，以及一篇之中越靠后的章，假托孔子的情况越多。
具体而言，津田以章为单位，将《论语》中孔子的话，与《孟子》《荀子》中的相关记录一一比对，加以探讨。
比如，“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篇），也出现在《荀子》中，可是《荀子》并未标注“孔子曰”，也就是说《荀子》没有将这句话视为孔子的语录。据此津田认为，这是荀子自己的话。如此一来，收入《荀子》的荀子语录转而成了《论语》中孔子的话。
据宇野精一研究，《孟子》引用了二十九条与孔子有关的语录。其中，有八条与《论语》基本一致；有两条虽未标明“孔子曰”，但内容亦见于《论语》；还有两条文字表述存在差异，不过其意旨与《论语》完全相同。剩下十七条，则与《论语》无关。基于此，宇野推断，这是因为孟子没有见过《论语》一书（应该是指基本定型的《论语》）。
津田通过比对《论语》和《孟子》，将征引情况分为三类。甲、《孟子》从《论语》引用孔子的话。乙、《论语》从《孟子》引用孔子的话。丙、《论语》《孟子》均从他书引用。
先看甲类。津田认为，“子曰：“里仁为善。择不处仁，焉得智？”（《论语》里仁篇）被《孟子》引用，而且作了进一步发挥，由“仁”“智”引申到“礼”“义”：
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不过，《孟子》是按照东汉赵岐的注释来读的，《论语》则按照何晏的注释来读，两者对“里”的读法不同。
再看乙类。《孟子》这样称颂上古的圣王尧、舜：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论语》泰伯篇有两章与之近似的记录：
（1）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2）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几处看似细微的差别。其一，《孟子》用来形容舜的“巍巍乎”在《论语》（1）中用在尧身上。其二，在《论语》（1）中，尧的功业不只是政治上的“成功”，还有焕然的“文章”，“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这是具体论述尧的政治内容，也是《论语》增加的部分。其三，《孟子》只说舜“有天下而不与”，《论语》（2）则推及禹，显然这也是《论语》添加的内容。因此，津田认为此处是《论语》引用《孟子》而有所发挥。
最后，丙类的情况。由于当时没有什么出土资料，津田便转向探讨《孟子》中与《论语》无关的“孔子曰”与其他书籍的关系了。
孔子与《春秋》与孟子及司马迁
关于孔子与《春秋》，《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话：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但是，《论语》中并没有孔子编纂《春秋》的记录。因此，可以说上面的“孔子曰”是《孟子》的一种“创作”。换言之，将孔子与《春秋》建立紧密的联系，始于《孟子》。不仅如此，《孟子》还进一步表示：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章句下）
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变得更加权威，捏造、假托是孔子的话，这种情况所在多有。
到了西汉，经由司马迁的努力，孔子和《春秋》的关系又深了一层。司马迁是“春秋公羊学”者董仲舒的弟子，因而他在《太史公书》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制《春秋》的契机和执笔动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在司马迁笔下，孔子作《春秋》的动机是他担心“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另外，称孔子“作”《春秋》，反映了司马迁的儒者立场。《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换言之，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孔子由“述”进而“作”，显示出孔子在汉代的圣人化。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的著作《太史公书》要到东汉末期才开始称为《史记》，这意味着它成了一部史书；而在司马迁那里，《太史公书》是一部继承孔子《春秋》旨意的思想之书。
如此，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甚至不可分割了。
历史上，孔子其人无疑真实存在，然而，对其思想的诠释与形象的塑造，却因时因地不断流变。此乃历史之无常，恰亦彰显历史之恒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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